尊龙凯时,尊龙凯时官方网站,尊龙凯时APP下载8月12日，凭借上图荣获2025世界新闻摄影奖的萨马尔阿布埃卢夫(Samar Abu Elouf)在其Instagram上发帖表示，她儿子的挚友萨米舒库尔(Sami Shukour)在外出给自己和家人寻找面粉果腹时惨遭杀害。萨马尔曾在2023年10月种族灭绝开始前不久为萨米拍摄了毕业照。萨米的家族拥有巴勒斯坦最著名的哈拉瓦芝麻糖(halawa with tahini)公司之一，“堪称加沙地区最好的芝麻糖产商之一，”萨玛尔写道。她补充说，萨米“在密集如雨点般的子弹中丧生，枪声极其恐怖我们不仅仅是数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
我们现已进入202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时光飞逝，转瞬即是新的一年。被骏马追逐的画面并非凭空想象，因为这些马并非美得惊艳草原的野马，而是末日之马。一种特殊类型的极右翼势力无处不在，其领导人觊觎着权力，策马狂奔。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拿出可以解决我们危机的方案，反而火上浇油，让地狱之火燃烧得更快更猛烈。他们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更无视人类尊严的重要性，妄图深化紧缩政策并鼓动战争，甚至宣扬非理性行为，试图让社会窒息。世界各地有良知的人们无不为这股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及其对我们社会各阶层的吸引力感到震惊。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了这股极右翼势力的发展。我们考察了其政治基础如何植根于社会原子化、助长其政治倾向的组织机构(如新形式宗教团体和账外经济)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体中阶级组织的瓦解。我们的部分结论是，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派因采纳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而导致的政治崩溃为极右翼创造了群众基础。若不承认这一事实也不恢复其前新自由主义(pre-neoliberal)议程，我们就不能指望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派成为对抗特殊类型极右翼的重要盟友。
全世界的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派未能进行这种革新，全球北方的自由派也没有停止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这些失败令我十分震惊。因此我将在下文中分享我写了一封“信”，致那些仍然忠于这些社会力量的人们。这封信是写给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派的，写给那些名字令人唾弃的政党英国工党、德国绿党、美国和日本自由党。
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中，你们放弃了国家所能发挥的一切有限的“中立”功能。如今，寡头掌控着国家，监管被降至最低限度，工人权利几乎为零。
你们眼睁睁地看着寡头集团放火焚烧社会，拆散旧工厂，将机器运往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并通过投机倒卖工厂土地来牟利。在这片废土之上，除了屈从于寡头集团的卑微工作和相互提供劣质服务的“优步化”(uberised)工作外已无任何就业可言。
你们敦促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削减税收并缩减社会服务，然而失业和贫困却日益加剧。“扶危济困”的旧自由主义理念已在个人主义和贪婪野心的腐蚀下逐渐消解，原本应当用于社会福利的资金如今纷纷涌入金融市场，沦为寡头竞逐全球首位万亿富翁的游戏筹码。本应通过税收系统回流社会的财富，如今却深陷于赌场般的货币市场。资本的狂欢掩盖了穷人的哀嚎。
《在去机场的路上》，阿努伦德拉杰加德瓦(马来西亚)作于2017年。
你们鼓励国家依赖邪恶的军火商及其商品。武器吞噬了对社会的承诺，打破了现代国家曾向其公民许下的一切诺言。街头有乞讨的家庭，而资本家在他们头顶高处的董事会会议室里正用人民的血汗钱与武器公司进行丑恶的交易。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并非体现在已被掏空的宪法中，而是体现在预算中。预算如此严重地偏向武器，几乎没有剩余资金能用于社会福利了。
你们纵容了残忍文化的滋长警察对平民施暴，暴怒男人对女性逞凶，饥饿像猎犬般撕咬着空瘪的胃。这一切如今都已常态化，成了现代文明的本质。是你们在默许纵容，是你们在推波助澜。你们躲在自诩进步的社会姿态背后，躲在自由主义立场的幌子下，躲在骄傲或妇女节集会偶尔露面的作秀里。可你们何曾关心过那些等不到抗艾药物而濒死的同性恋者?何曾在意过带着孩子却无处容身的绝望母亲?
《论萨瓦伯的拆除》，达纳拉希德(科威特)作于2020年。
你们的自由主义已然破产。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派哲学家他们只会做些空洞的分析，其道德罗盘困在与现实脱节的学术争论里。你们的思想家根本就是为电视而生的，他们脸上的粉底不仅是为了遮挡演播室的灯光，也是为了堵住自己口中理性之光的流露。你们的自由主义不过是广告，根本不是哲学。
古典法西斯文化是一种已死的文化，充斥着虚假的荣耀与真实的暴力。它不仅与之前的自由主义文化彻底决裂，也与经过数十年斗争和制度建设而日益强大的工农文化分道扬镳。而如今这种特殊形态的极右翼文化不过是新自由主义文化的折射。它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只是拙劣的仿制品，是一面映照出新自由主义的幻想与欲望破碎的镜子，是欲望的无限膨胀。特朗普不是希特勒，而是《名人学徒》(The Celebrity Apprentice)的主持人，其口头禅是：“你被解雇了!”
作为这类特殊极右翼势力的震中，全球北方深陷于堕落与危险之中。这里没有诞生任何新哲学，也没有能够引领方向的知识分子，甚至连像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或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那样的纳粹知识分子都找不到。它的危险在于掌控着一支足以毁灭世界的军队。全球近80%的军费开支来自全球北方及其北约盟友，而美国自己就拥有超过900个军事基地，其中许多还分布在欧洲领土上。
指望全球北方的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来引领我们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盼。我们必须从我辈自身、从我们自己的传统与运动中寻找方向。我们要奋力让我们的文化重焕生机，深化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与哲学，在我们自身的思想资源中寻求参照。这是一场比单纯的选举更深刻的斗争。我们必须树立信心，摒弃虚浮的民族荣耀感，拒绝来自全球北方那套早已黯淡的自由主义的舶来品。极右翼固然可怕，但比起那些宁愿将更多的钱花在军事和债务偿还上，也不愿满足人类需求的技术官僚自由派和好战的绿党，它的可怕程度也只是更进了一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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